接連寫了好幾篇關于清末民初傳統武術與流變的文章，頭條的朋友們反響也很熱烈，當然有不少朋友接受不了我的結論，認為我在抹黑傳武。 這里我要說一句，我絕對沒有抹黑傳武的意思，我只是用歷史資料來破除一些關于傳武浮夸的“神話”。比如楊露禪曾經是端王的武術教師這一類的“神話”。 我可以負責任的說一句，從現有史料看，楊露禪100%不可能是端王載漪的武術教師；因為根據楊露禪四世孫楊振基先生《楊式太極拳的起源和發展》一文介紹，楊露禪是“四十歲以后”到京師教授太極拳的。眾所周知，楊露禪先生是1799年生人，他“四十歲以后”也就是1840年以后，但是端王這一支在1850—1860年這10年時間里處于“絕嗣”狀態，端敏郡王愛新覺羅·奕志1850年去世，而且他沒有孩子，所以端王這一支在1850年之后就處于“絕嗣”狀態。  一直到1860年，咸豐帝把自己五弟奕誴的兒子載漪過繼給奕志，端王府才算又有了繼承人。然而載漪是1856年生人，過繼時才4歲，4歲的孩子會練太極拳嗎？ 更為重要的是清代爵位繼承是“降等襲爵”，也就是說此時不是端王，而是端貝勒載漪。載漪一直到1889年才被賜予郡王銜，而楊露禪是1872年去世的。 1872年去世的楊露禪是如何給1889年才重新當上郡王的載漪做“武術教練”的？ 還有一個有力證據可以證明楊露禪是絕不可能做載漪的武術教練：載漪在1890年以前根本沒有擔任任何實際職務，一直到1899年載漪才負責統帥約有1萬士兵的虎神營，在此之前，他完全沒有經手過軍務，更不可能推薦楊露禪去旗營做武術教官。 太極拳 說完楊露禪，我們說回今天正題：為什么清末民初武術大師們絕大多數都是河北人？  原因很簡單，也很傷人：楊露禪、孫祿堂等河北籍傳武大師本質上是清代河北“武舉昌盛”大形勢下的副產品。 如果把清代河北“尚武之風”比作一塊大餅的話，那么康熙時期的武探花楊炳和光緒時期的武狀元張三甲就是這塊大餅的核心，而更外圍一點是武舉人、武秀才，而楊露禪、孫祿堂、李書文等河北籍傳武大師只是這塊大餅最外圍。 在明代，由于明朝更重視“將門子弟”，而不重視從民間選拔軍事人才的武舉，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明代河北地區其實一點兒也不“尚武”，證據就是根據歷史學者統計，明代河北各州縣武進士與武舉人數量許多都是零或者個位數。 比如在清末民初號稱“武術之鄉”的滄州地區，在明代接近三百年時間里只出了一位武進士，七位武舉人，一點兒也看不出滄州是“武術之鄉”。 然而到了清代，滄州一下子出了三十名武進士，二百四十八名武舉人，不管是武進士人數還是武舉人人數都遠遠超過明代，是名副其實的“武舉之鄉”。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除了清代相比明代更重視武舉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清代河北屬于直隸地區，清代在直隸部署了重軍，僅以綠營為例，除了直屬總督與提督的8000綠營士兵外，另外還有七鎮五十九營，駐軍數量遠超清代其他各省。有大量軍官缺額。 而清代武舉考試中，河北地區考生與順天府考生一同在京師參加武鄉試，而京師考取錄取名額也最多，所以這兩條有利條件相加，使得在清代考武舉成為了直隸地區中小地主“入仕”捷徑。 這一點在河北與山西交界的井陘表現的特別明顯，井陘緊挨著山西，但是《井陘縣志》就說在清代山西尚武風氣遠不如井陘，其實不是尚武風氣不如，而是山西武鄉試是在太原舉行，錄取名額相比京師要少很多，山西想要考中武舉競爭比河北地區要激烈得多，這才是清代河北地區“武舉昌盛”真正原因。  那有人會問，就算河北“尚武之風“是“尚武舉之風”，那也不能說明楊露禪、孫祿堂等傳武大師是“最外圍”啊？就不允許武舉和練武是兩條路？ 這么質疑的朋友，在我看來是完全不懂封建王朝“功名”對于平民百姓的重要性。 是的，不管是武秀才、武舉人還是武進士，他們功名的含金量都遠遠不如文秀才、文舉人和文進士。但是，武舉功名依然是功名。 為什么封建王朝“功名”重要呢？ 我們以清代為例，根據清史學者統計，除了官宦家庭以外，在清代一般中小地主在賦役上的特權在減少，而清代“人身依附關系”相比明代是進一步減弱了，也就是說中小地主傳統的超經濟強制剝削能力也受到了削弱，他們維持財產地位的能力相比明代有了顯著下降。 根據清代人自述，在清朝雍正朝以前，“百年田地轉三家”，而到了乾隆朝田產已經是“十年之內，已易數主”。 所以，在清代，想要保證家族財產傳遞，最好的辦法不是經商或者種地，而是獲得“功名”，成了官員隊伍一員，這樣就可以庇護家族，讓家族在賦役上享受特權。 而沒有獲得“功名”，想保全家族財產就太難了，陳寶良先生在《明代社會生活史》里就說過，在明代，不管家族多么有錢，只要三代沒有出一個舉人，那么這個家族就會很快衰敗下去。 而相比更需要考試技巧以及考試心得傳承以及非常大運氣的文科舉，武科舉可控性要強得多。以清宮劇著名角色李衛而論，歷史上李衛一直想栽培自己孩子走文科舉道路，除了走武舉之路的長子，其他四個兒子李衛都想他們走文科舉的路，然而他四個孩子沒有一個是文科舉功名，反而他長子李星垣是武探花出身，最高職務做到了廣西右江總兵官。  之所以清代武舉可控性強，這是和清代武舉考試內容息息相關的，清代武舉更重“武技勇”而輕文試，尤其重視臂力。  清代武舉有一項特別重要的考試是“拉力弓”，從八力弓、十力弓再到十二力弓，道光朝開始尤其重視這一項考試，甚至如果有考生在這一項考試中成績驚人，那么其他項目考砸了，也很有可能通過考試。 這就和文科舉完全不一樣，因為明清文科舉，除了中秀才是看基本功扎實與否，中舉人和中進士幾乎就是看運氣，明清都不乏有考生模仿某一位老秀才或者老舉人寫的“八股文范文”結果考中舉人和進士，結果寫范文的老秀才、老舉人一輩子都沒考上的情況。 但武科舉不一樣，因為有明確的考試科目，以“拉力弓”為例，真有天生臂力驚人的，拉十二力弓毫不費力，那么這個人100%至少可以考中武舉人。 另外，清代武舉好于文科舉的一個地方就是清代武秀才、武舉人非常容易授官，文科舉如果舉人考不上進士，很難做正印官，如果遇不到“奇遇”，這輩子也就五、六品官員就到頭了，而武舉人如果投軍的話，那么授官就授營千總，這是六品武官職務，如果運氣好，做到都司、參將這樣高級武官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對文科舉沒有把握，那么退而求其次，選擇武科舉也就是很自然的選擇。畢竟成為武官，雖然在官員體系下屬于鄙視鏈的下層，但是對于普通民眾來說也已經是天上人了。 正如范進中舉后，立刻就有許多人為了免稅把土地寄名在范進名下一樣，武舉人同樣可以，清代有不少關于武進士或者武舉人吞沒寄名田地結果打官司的事情。當然，把田產寄名在舉人名下，也是要繳租的，但是比起朝廷的賦稅，那是要寬松太多了。  所以，即使從“掙錢”出發，考武舉得功名也比當鏢師、教拳好得多得多。換句話說，如果為了謀生，為了揚名，那么教拳、做鏢師肯定是不如考武舉的。 當然，考中武舉好處還有很多，以光緒時期武狀元張三甲為例，他考中武狀元被授予一等侍衛的職務，這是正三品武官職，略等于今天的少將，按照清代平民見官員的禮節，假如沒有功名的孫祿堂與張三甲相遇，孫祿堂老先生就得行跪拜禮。 正因為考中武舉獲得功名有這么多好處，所以很多中等以上家庭，如果本家族實在找不出人才可以在文武科舉中脫穎而出，那么這些中等家庭是很愿意以“聯姻”或者“認干親”的方式資助有才華的文武人才的，當然，前提是受資助人要表現出值得投資的才華，比如清朝最后一位武狀元張三甲，他的資助人就是他岳父楊國昌，楊國昌之所以把女兒嫁給張三甲，就是因為張三甲天生魁梧，臂力過人，一看就是考武舉好苗子。 那么，為什么除了能考中武舉的人以外，河北還有那么多人習武呢？ 這就要從清代河北地區經濟變化說起了。 這一變化就是清代中葉河北地區人口相比明朝增加了5倍，而可耕地面積只增加了50%，這就造成河北地區人均可耕地很少，整個清代河北地區人均可耕地面積三四畝。 而另一個變化則是因為清朝是滿人入主中原，使得長城內外的經貿往來增加，比如河北張家口地區就成了著名物資集散地，又由于河北北部土地貧瘠，南部地區廣泛種植經濟作物，以及京師和天津等城市隨著人口和經濟的發展，對糧食需求不斷增加，在河北地區所產糧食滿足不了需求時，京師等大城市必然會選擇從山東、河南、江南等產糧區通過水路運輸糧食，這也就造成直隸地區商業的繁榮以及可以容納大量非農業人口。 人多地少土地貧瘠，使得務農不足以維持生計，而商業的發達又使得城市能容納大量非農業人口，那么具體到河北農村，種植兩三畝土地的收益遠遠不如進城務工的。 而進城是需要一技之長的，河北學什么最容易，最方便呢？ 學武。 河北“武舉之風昌盛”，也就意味著大量習武人群存在，除了第一等考上武舉外，剩下的則是做鏢師、做教練，晚清河北農村存在大量“把式房”，所謂“把式房”就是最低級的武館，有些“把式房”教學條件甚至低到把教練干農活就可以的地步。 以孫祿堂為例，他家貧，也沒有門路讀書，身體條件也不好，沒人投資他，那么他要想改變自己命運，只能寄希望于務農之余習武，事實也證明孫祿堂確實通過習武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雖然這個過程相比中武舉過于漫長，但是他畢竟改變了自己命運，不是嗎？ 楊露禪、孫祿堂、李書文這些清末民初傳武大師，終究只是清代河北“武舉風氣昌盛”的副產物，清代河北“武風昌盛”的代表不是他們，而是那幾十名武狀元、武榜眼、武探花，那上百名武進士，幾百名武舉人。 參考資料： 《清末民初直隸武術發展狀況研究》、《淺析清代直隸武鼎甲分布》、《清代武探花楊炳對梅花拳的貢獻論略》、《清代直隸商品經濟研究》、《清代科舉人口研究》、《<庚子國變彈詞>中的武舉人考》、《清代武舉外場考試述略》